【中國科學院院刊】沉痛悼念中國科技界領袖周光召先生丨周光召先生與中國核武器科技事業(yè)
來源：中國科學院院刊【字號：大 中 小】
作者：吳明靜
2024年8月17日，“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原院長、中國科協(xié)原主席周光召（1929—2024）逝世，我們懷著沉痛的心情悼念這位中國科技界的杰出領袖。
今年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成功60周年，《中國科學院院刊》圍繞該內容組織了專題。其中《周光召先生與中國核武器科技事業(yè)》一文，記錄了周光召先生從事中國核武器物理研究與理論設計方面的工作，展現了周光召先生作為卓越的理論物理學家，為我國原子彈、氫彈、中子彈的原理突破及武器化立下的不朽功勛，以及作為科技領域卓越領導人，致力于為我國核武器事業(yè)謀篇布局、夯實核武器基礎研究根基，推動學科建設、促進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的貢獻。本刊第一時間發(fā)表該文，以表達對周光召先生的敬意和懷念！
作為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先生非常關心《中國科學院院刊》的發(fā)展，曾親自參加《院刊》選題研討會，多次在《院刊》上撰文，闡述他對中國科學院以及中國科技發(fā)展的觀點與思考。編輯部將周光召院長在本刊發(fā)表的27篇文章進行了梳理、匯集，以表達編輯部對周光召先生的悼念。
先生千古，德音永存！
周光召先生曾寫過一份親筆信，也是一份遲到的告別信。他心中涌動著強烈的噴薄欲出的不舍，筆蘸深情，感懷與戰(zhàn)友朝夕相處共同奮斗的近20年的難忘歲月。這份信寫于1984年秋，激蕩的感情的卻是在1978年春就永遠地凝結成晶了。（信件內容請見文末附件）
1978年春的某一個清晨，一個突發(fā)的消息倏忽間傳遍九所：周光召要被調走了！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喊道“老周不能走啊！”卻發(fā)現老周已經倏然離去。
他離開時毫不拖泥帶水，令人想起當初他義無反顧的到來。“他對九所貢獻很大，他是有將帥之風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數學家周毓麟曾這樣評價他。兩位同姓，又同是九所領導者，彼此互稱老周，有時出于親切，他也被稱名字“光召”。“光召離開九所，太可惜了！”周毓麟先生生前不止一次這么嘆息。
這也是九所人共同的遺憾。
九所，就是中國從事核武器物理研究和理論設計的單位。1961年5月，當從蘇聯(lián)回國的周光召進來時，這個所還只是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第九研究所下面的一個研究室，即一室，室主任是鄧稼先，周光召被任命為第一副主任。1964年，二機部九所改稱九院，設五大部，周光召任九院理論部常務副主任。70年代初期，九院將部改所，理論部繼承了九所這一光榮名號。1973年，鄧稼先調任九院副院長，周光召接任全面負責研究工作，成為九所業(yè)務所長。1978年春，周光召先生被調離任二機部總工程師，1979年又離開二機部到中國科學院任職。
從1961年到1979年，從32歲到50歲，周光召先生將自己最富于研究激情和創(chuàng)造力的歲月奉獻給了中國核武器事業(yè)。他奮戰(zhàn)在理論研究和設計的第一線，為我國原子彈、氫彈、中子彈的研制成功和核武器的設計、定型立下了不朽功勛。他倡導民主學風，銳意開拓進取，致力于為核武器事業(yè)謀篇布局、夯實根基，在推動學科建設、促進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是中國核武器事業(yè)的重要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之一。
愛國奉獻，慷慨請命
我國的核武器事業(yè)白手起家，因陋就簡，從無到有，倍嘗艱辛。一批在基礎科學領域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學家，心甘情愿地告別了自己熟悉的專業(yè)，隱姓埋名去寫兩彈突破的大文章。周先生就是其中代表。
1957年，周光召被國家選派赴蘇聯(lián)杜布納聯(lián)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他很快就在高能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他在國際上首先提出粒子的相對論性螺旋態(tài)振幅，并建立了相應的數學方法，直接促進了流代數理論的建立，是公認的贗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主要奠基人。“周光召的工作震動了杜布納！”一顆前途無量的科學之星，在國際學術界冉冉升起。
1959年，中蘇關系惡化，蘇聯(lián)撤回對華技術援助，剛剛起步的中國核武器事業(yè)被迫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1960年9月，錢三強先生受中央委托，專程看望在杜布納聯(lián)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中國專家，就蘇聯(lián)撕毀國防技術援助約定、撤回專家的情況作了通報。周光召、呂敏、何祚庥等青年學者，義憤填膺，堅決要求立即回國。周光召牽頭起草了一份致二機部負責人的信，誠懇地表示：“作為新中國培養(yǎng)的一代科學家，我愿意放棄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礎理論研究工作，改行從事國家急需的工作，我們隨時聽從祖國的召喚。”
1961年2月，周先生回國，5月，進入二機部九所一室，他的首要任務就是協(xié)助室主任鄧稼先抓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研究和組織工作。
曾經有人問周光召先生：“你本來是研究粒子物理的，在國際上有相當的地位，為什么要改行呢？”周先生非常坦誠地回答：“如果國家需要，這是光榮的事情，我愿意放下自己的專業(yè)去從事國家需要的研究工作……光自己有名，國家不行，到頭來還是沒有用處。” 這就是一代科學大家慷慨報國，勇于擔當的風骨。他清楚地意識到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為了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他慷慨地把個人理想與祖國命運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都無私奉獻給了國家。
研制核武器是千軍萬馬的大科學工程，首先要研究清楚核武器的材料、結構和作用原理，這涉及復雜的物理學、高溫輻射流體力學、計算數學等多種學科的交融，物理原理研究和理論設計通常被稱為核武器研制的第一道工序，然后才是工程設計、材料（部件）生產和加工、實驗室“冷”實驗、最后組裝和進行熱試驗。
而中國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剛起步時，大家除了知道原子彈這個名詞之外，對其的物理過程和作用原理一無所知，更無資料可查。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周光召先生以他深厚的理論物理知識，全身心投入到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中去。他和鄧稼先等專家?guī)ьI年輕同事深入爆炸理論、輻射流體力學、高溫高壓物理、計算力學、中子物理等領域，取得了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研究成果。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中國的科研人員掌握了原子彈、突破了氫彈，又很快實現了武器定型。這一系列自主創(chuàng)新的科研工作，不但發(fā)展了相關學科，還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科技骨干。
周光召先生還以卓越的領導才能，高瞻遠矚，深思熟慮，謀篇布局。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非常不利的情況下，他團結帶領全所科研人員開展廣泛的調研學習，制定了核武器理論研制工作的重要戰(zhàn)略規(guī)劃，為中子彈和核武器小型化技術等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跨越打下堅實基礎。
深厚的理論素養(yǎng)，開闊的胸懷和視野，為事業(yè)做出的卓越貢獻，使他無愧為中國特色核武器發(fā)展道路的開辟者和探索者之一。
兩彈突破，功勛卓著
1961年5月，周光召先生只身一人，悄然住進二機部九所的單身宿舍。甫入一室，周光召就受到科研人員的歡迎。他的研究生導師彭桓武先生當時是九所副所長，分管一室，彭先生了解自己的弟子，他對周光召的到來尤為高興。
周光召很快就了解到，第一顆原子彈的總體力學計算進入到了一個非常緊張的階段。
以前蘇聯(lián)技術顧問曾經給二機部領導介紹過一個原子彈模型，口述過幾個極其簡要的數據。作為研究肇始僅有的參考，這些信息只是給出了邊界條件，而原子彈設計所需要的方程、參數、計算方法全都沒有，一室主任鄧稼先帶領一批剛出校門的大學畢業(yè)生從頭摸起、白手起家。當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開始研究設計工作時，如何證明和判斷我們自己的研究方法是正確的呢？上級領導要求，先把蘇聯(lián)專家提供的這個模型算一算，算對了就說明我們的道路走對了。
1960年4月，科研人員用特征線方法開始第一次計算。計算了一個月后出了結果，其中一個數據和蘇聯(lián)專家提供的對不上，差別還很大。經分析認為，是計算的網格取大了，就改進了一些條件，重新計算了第二次、第三次，但是這個數據始終對不上。這期間，從全國各地不斷抽調來科技骨干，大家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查找原因，又計算了四次、五次，最終全過程的計算整整進行了九次，問題始終解決不了，我們自己的幾次計算倒是都相符合。清晰的物理圖象，多次重復的數據，都在說明我們的計算不容置疑，但是卻缺乏理論上的論證來否定原數據的正確性，這種情況引發(fā)了激烈的爭論。彭桓武先生對科研人員提出要求：一定要找出差別產生的原因，不能我們自己對上了就放行。
就在這一焦灼時刻，周光召先生來了。他拿到全部計算過程和結果，自己使用手搖計算器，仔細地分析了九次計算的全過程，感到計算沒有問題。最后，他巧妙地以“最大功”原理論證了蘇聯(lián)專家數據的不可能，終結了前前后后九個多月的爭論，也從側面支持了我們自己的計算結果，第一顆原子彈研制過程中的攔路虎才算是被放倒了，總體計算得以繼續(xù)下去。這就是有名的“九次計算”。 ??
周先生為原子彈研制立下首功，也對推動核武器研制中的自主創(chuàng)新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進一步啟迪科研人員不能簡單地把原子彈視作工程技術問題，而要當成科學問題來展開研究，這也是彭桓武先生和周先生對科研人員提出的要求，彭先生和周先生多次對核武器科技人員強調，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從此，由工程應用牽引，相關問題的基礎研究先行，深刻領悟武器物理規(guī)律，成為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者的根本追求。
九次計算是我國科學研究自主創(chuàng)新的光輝篇章，為核武器設計培養(yǎng)、鍛煉了人才。通過九次計算體現出來的“愛國奉獻、艱苦奮斗、協(xié)同攻關 、求實創(chuàng)新 、永攀高峰”的“兩彈”精神，對我國高科技事業(yè)發(fā)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強大推動。
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是由鄧稼先和周先生共同執(zhí)筆完成的。該方案詳盡論述了原子彈起爆的各個階段，長達一百多頁，上報中央專委，是一份彌足珍貴的文獻。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一聲巨響，宣告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奮發(fā)圖強的信心和決心，激發(fā)了中華民族的自豪感，震撼了全世界。
在第一顆原子彈起爆的零時到來之前，還曾有過一段插曲。周恩來總理來電，詢問原子彈過早點火的概率問題。原子彈達到高超臨界狀態(tài)時，由于突發(fā)漲落中子會引起在預定點火時刻以前點火，不僅影響爆炸當量，甚至會導致失敗。該問題起因復雜，周光召曾指導科研人員開展過這一方面的研究，比較透徹地理解和分析了相關物理問題。周總理指示：要確保首爆萬無一失，周光召帶領一批人馬，又展開緊張而從容的驗算，確認我們的設計將過早點火的概率縮小到很小的范圍、不會產生影響后，他胸有成足地向周總理做了匯報。
之后，周先生繼續(xù)指導幫助科研人員深入研究過早點火概率問題，逐步加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掌握了精確算出概率的更為成熟的方法，在以后的多次試驗中都得到應用。
突破原子彈后，周光召先生又深入到氫彈原理的探索中去。
如果說原子彈的突破，早期還曾得到過蘇聯(lián)人的一丁點兒“幫助”，那么氫彈的突破，完完全全是依靠中國人自己的智慧和勤奮。
氫彈作用原理是極其保密的，當時沒有任何資料可查，唯一的信息是西方每次做了核試驗都會有新聞見報。周先生就組織了一個調研組，調研《華盛頓日報》、《紐約時報》等英文報紙。調研人員開具了介紹信，跑到國家圖書館、外交部、新華社等單位拉回大堆大堆的報紙，逐期查看。經歷了大半年，查閱了大量報紙，有用的信息卻一條也沒找到。現實告訴中國的科研人員，研制氫彈只能靠自己了。
早在1963年下半年，周先生就提前布置了對氫彈原理的先行探索。當時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完成，他緊鑼密鼓地組建了一個4人研究小組，組員有蘇肇冰、水鴻壽、王子修和張信威。小組的工作很有特色，他們獲得的物理成果和發(fā)展的計算方法為之后的氫彈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物理基礎和計算工具。他們建立了帶熱核反應的總體計算方程組，周先生從統(tǒng)計物理的假定出發(fā)，推導了輻射流體力學方程組，對每一步近似的合理性都重新作了推敲；他們還開展了某武器結構研究，發(fā)展了單流管和多流管程序，多流管程序后來發(fā)展成為二維多流管程序，在氫彈設計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氫彈設計關鍵是如何實現熱核點火和自持燃燒，周先生曾提出了兩種設想解決自持燃燒問題，但經計算后被否定。在研究某結構的設計途徑時，他曾發(fā)現與傳統(tǒng)激波不同的等溫激波現象，詳細算出了間斷面兩側的跳躍條件，還專門寫了有關等溫激波的講義給大家講課。但因他們的注意力在如何產生自持熱核爆轟波上，惜與氫彈原理的關鍵突破擦肩而過。在大型科學研究項目起步階段，多路探索是必要的安排，不是所有的道路都能通往成功，宣告此路不通也自有其重要貢獻。
在氫彈攻關的艱苦歲月里，研究人員夜以繼日、群策群力、充分民主、集思廣益。那時，生活困苦，待遇不高，但大家爭分奪秒地工作，加班加點已成常態(tài)，以至于每天晚上支部書記都要到辦公室勸說科研人員早點回家休息。彭桓武、王淦昌、周光召、于敏等科學家經常開設講座，還定期在會議室召開學術鳴放會，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任何人都可以到小黑板前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意見，一個又一個很有價值的設想不斷將工作推向深入。
1965年夏，周先生在所里舉辦了一系列報告會，闡述對氫彈結構和爆炸原理的思考和認識，吸引了許多其他科室的人員來旁聽和討論。后來突破的氫彈設計原理證實了周先生關于氫彈構型非球形的猜測。
1965年下半年，當于敏率領的小分隊在上海“百日會戰(zhàn)”中終于牽住氫彈的牛鼻子后，周先生毫不猶豫地放下自己手頭的研究，立即轉換研究方向，與鄧稼先一起集中組織力量，反復討論驗算，使氫彈方案更加趨于完善。他完全以事業(yè)為重，絕沒有因為不是自己提出的方案而有絲毫的猶豫遲疑，科學求實、團結協(xié)作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 ??
氫彈原理突破之后，武器化成為重要而緊急的任務。1973年4月，鄧稼先調任九院領導，裝備部隊的任務落在周光召和于敏兩位技術領導身上，周光召接替鄧稼先成為九所（原二機部九所一室、二機部九院理論部）科研工作的負責人，他團結帶領全所科研人員，克服種種困難，圓滿完成裝備部隊的第一代核武器理論設計任務。
1982年，《原子彈氫彈設計原理中的物理力學數學理論問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做出重要貢獻的周光召先生名列獲獎者行列。
1999年9月18日，他被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理論武裝，夯實根基
核武器是理論、實驗和工程技術綜合研究的結晶，它的發(fā)展以科學原理突破為起點。每一次新型核武器的理論突破階段，往往都是核武器研制集體科研思想最為活躍奔放的時期。周先生特別重視相關基礎理論的武裝，他狠抓基礎研究，促進和發(fā)展了相關學科的建設。
從我國核武器研制歷程不難看出，核武器雖然是應用性很強的研究工作，但要實現自主突破、解決其中一系列物理和技術問題，有賴于各相關基礎學科的過硬功夫。周光召先生在數理方面的深厚功底和非凡智慧，為原子彈和氫彈的突破及其武器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為此后幾代科研骨干成長做出了表率。
當初開始設計原子彈時，無論是年輕科研人員，還是像鄧稼先和周光召這樣的領導者，高能炸藥中的爆轟理論和介質中的沖擊波理論對他們來說都是陌生的，周先生深刻認識到在應用研究中基礎研究的重要性，他帶頭開展相關基礎理論的學習，與科研人員共同探詢未知的新領域。當時每周都要組織1-2次集中學習。令人十分欽佩的是，同樣地開展學習，周先生很快就能站到理論前沿。他指導年輕人結合設計、分解問題，巧妙簡化、廣泛調研。在他和其他業(yè)務領導的指導下，科研人員邊學邊摸索總結，逐步深入到爆炸理論、輻射流體力學、高溫高壓物理、計算力學、中子物理、原子物理等領域的研究中去，獲得了許多具有重要應用價值的理論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的研制成功，也為以后的戰(zhàn)略核武器設計、定型，提供了可靠的依據，也大大豐富了相應學科的內涵。
氫彈理論攻關在最艱難的時候，科研工作領導者以多路探索、百家爭鳴來激發(fā)大家的智慧。當時，周光召先生等業(yè)務領導非常重視科研人員素質的培訓和提高。他們每周在所內開設講座，學習氣氛空前熱烈。周先生就曾做過高溫高壓下等離子體物理的講座，這是科研人員第一次接觸等離子體物理方面的知識。周先生授課，如同他做科研一樣嚴謹細致，他在撰寫講稿時反復推敲，在授課過程中還不斷刪改添加，最后才形成講義。當時條件艱苦，講義整理好后科研人員自己刻蠟板油印，發(fā)下去作為參考資料。至今九所所史館還保存著當年的油印書，這是一份意味深長的紀念：貧寒的物質條件，反襯出飽滿的意志、高昂的精神狀態(tài)。
周先生也是在所內提出熱核爆轟概念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多講的是炸藥爆轟，周先生為科研人員打開了眼界，帶領科研人員共同探詢未知的新領域。
周先生是一位高明的理論物理學家，在數學和物理方面的造詣很高。彭桓武先生曾稱贊過：在核武器研究所，周光召和于敏做的是足以獲得諾貝爾獎的工作。周先生以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嚴謹態(tài)度，狠抓基礎研究，促進和發(fā)展了相關學科建設。
1963年，在第一顆原子彈設計的緊張工作中，他敏銳地察覺到在計算狀態(tài)方程時托馬斯–費米量子修正的重要作用。這項研究難度很大，當時僅有蘇聯(lián)科學界發(fā)表了零星的論文，周先生化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用密度泛函和量子場論的方法，推導出閉路格林函數，相比國外較為復雜的研究方法，他的方法簡潔高明。這是一項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有廣泛的應用。后來，鄧稼先從中子物理的角度，也推算和確認了相同的結果，這項成果一直在核武器理論研究中發(fā)揮重要作用。
周先生到中國科學院工作后，與蘇肇冰、郝柏林、于祿等先生合作，將這項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2000年，該項成果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周光召先生注重培養(yǎng)和鍛煉技術骨干，在武器攻關過程中，他始終注重觀察、培養(yǎng)和鍛煉技術骨干。他總是向大家提要求，要求科研人員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武器發(fā)展過程中的卡脖子難點問題。他還善于分解任務，將復雜的工程問題分解提煉成一個個基礎問題，合理安排科研人員進行攻關。許多同志回憶：周先生安排的課題比較難，但指導得很細，不但交代研究方法，還提出可供參考的文獻。做完后，他還要求研究人員做報告，無論多忙，他都要安排時間聽報告、參加討論。日常他也經常到課題組里來了解研究進程。誰有什么疑問，他都歡迎一起來探討。在他的幫助與鼓勵下，年輕科研人員學習熱情高，成長快。張信威院士回憶：周先生做報告，在黑板前推公式，大家坐在下面思路緊張得幾乎跟不上，“我們在他身邊耳濡目染，不但做好課題，還學習他做學問的思想和方法，對自身成長很有幫助！”
賀賢土院士當年有幸多次接受過周先生諄諄教導。他回憶，周先生強調：“為了更好地完成裝備部隊的任務，要使核武器物理設計達到更高水平，就必須掌握核武器更深層次的物理規(guī)律。”周先生還對賀賢土說：“加強與核武器物理有關的基礎研究、提高研究者的水平，是至關重要的，即使這些基礎研究一時看不出與核武器的關系，但對于開拓研究者思路、培養(yǎng)研究能力也十分有意義。”在他的鼓勵下，賀賢土在完成國家任務之余，積極開展高能量密度物理研究，做出了國際一流的研究工作。以賀賢土為代表的一大批九所科研骨干，在20世紀70年代初中期做了很多工作，回過頭來看，他們實則是為十年后突破包括中子彈在內的新一代武器做好了重要的知識儲備。
杜祥琬院士對周先生的教導也有印象深刻的領悟。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次會議休息間隙，周先生對他說：“做國防研究不要放棄基礎研究，這樣才適應國際學術交流的需要。”杜祥琬感慨，事實上周先生就是言行一致的榜樣。
周光召先生曾總結過我國核武器原理為什么突破這么快，他認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當年國家抽調了一大批在基礎研究上已經做出了高水平成果的科學家。雖然大家都沒搞過核武器，但他們領導一批年輕人，從基礎研究開始逐步探索，最終搞清楚了復雜相互作用的物理過程，才能很快實現核武器的原理突破。
聯(lián)系實際，躬行指導
周先生總是強調理論要密切聯(lián)系實際，真正實現理論對實驗和試驗的牽引。他曾剖析說：“任何一門大的學科都有理論和實驗部分，這兩部分都是非常之重要，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理論的指導，實踐就會是盲目的，反過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如果不是很好地和實驗結合，理論就會變成空洞的理論，也不會起什么作用，所以，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是非常之關鍵的。”
兩彈突破時期，理論部經常調整組織機構，常因工作需要臨時抽調骨干組成新組迎接新任務。當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即將完成之際，鄧稼先、周光召立即抽調各室的一些技術骨干，組建“理論聯(lián)系實際專門小組”，他們深知原子彈是一項浩大工程，每走關鍵一步都需要理論與實驗的密切結合，理論方案有了，那么下一步的重點是實驗和生產，理論工作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深化認識。
1963年初，周光召先生親自安排一批青年科研骨干去青海221基地。胡思得那時被任命為理論聯(lián)系實際專門小組組長，他清晰地記得，出發(fā)之前，周先生特意找到他，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一個有作為的科學家，不僅要重視理論，而且一定要重視實驗，要抓住理論與實驗結果不一致的地方，發(fā)現理論或實驗的不足，尋求新的突破。”這是在科研方法上“授人以漁”的指導，胡思得牢牢記得他的話，不斷加深理解。在工作中遇到一時的挫折，不沮喪也不放棄，深入到問題中去，既思考理論上可能存在的毛病與不足，也推敲實驗數據的真?zhèn)闻c精度，努力探求問題原因，不僅要求這些原因分析能解釋當前的問題，而且還要與之前的結果不相矛盾。胡思得就是這樣在科學征途上執(zhí)著前進，逐步成長為工程物理方面的杰出專家。胡思得院士參與組織領導了我國最后十次核試驗，當他和科研人員逐漸探明和理解一個又一個復雜現象、逐漸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取得一次又一次試驗的圓滿成功，最終實現國家威懾能力的跨越式進步，他總是會想起周光召先生對他的指引，他對周先生充滿感激。
20世紀70年代中期，研究所開始探索中子彈時，周先生還曾帶著賀賢土等人去河北興隆的國家天文臺調研，當時曾考慮中子彈研究要用到液氘，周先生帶科研人員去了解天文臺的冷卻儲存設備。
遠見卓識，助推發(fā)展
1973年，周光召先生任九所業(yè)務所長，這時期的型號任務非常繁重。他往返奔走于北京和西北核試驗場，參加核試驗任務，指導試驗后實驗分析，尋求改進設計。我國裝備部隊的第一代核武器理論設計主要就是在周先生領導下完成的。
當時，文化大革命搞得國家混亂不堪，科研工作也受到沖擊，周先生堅持以高標準抓好科研工作，一度被戴上“以科研工作沖擊政治”的帽子，但他對攀登科技高峰始終不渝，執(zhí)著無悔。
他密切關注國際上核武器研制進展。冷戰(zhàn)時期，美國在與蘇聯(lián)的對抗中，發(fā)展了比當量很大的氫彈技術以及更有威力的新興核武器。周先生清醒地認識到，進一步提高武器性能水平也應該成為我們后續(xù)研究的主要任務。他明確提出：解決核武器有無問題，是研究所發(fā)展的第一階段工作目標，進一步發(fā)展和如何發(fā)展，就是第二階段發(fā)展目標，當前我國的核武器還需要進一步發(fā)展，要不斷努力追趕國際先進水平，要不斷探索是否存在新的更先進的作用原理。隨后，他在所內開展了調研和制定發(fā)展規(guī)劃、培養(yǎng)年輕人等一系列工作，并不斷向上級呼吁，爭取各方支持。
周先生從各室抽調一些技術骨干組建了規(guī)劃組，他親任組長。規(guī)劃組首先進行了大量情報調研，追蹤和研究國際核武器發(fā)展狀態(tài)和趨勢，然后論證和規(guī)劃我們下一步工作方向和重點。這次調研和規(guī)劃為我國核武器研究制定第二階段發(fā)展目標奠定了基礎，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20世紀70年代中期，有報道說美國在長矛（Lance）導彈上安裝中子彈頭，以及美國在西德部署潘興導彈。敏銳的周先生立即安排相關調研，并提出，我國也應該研制中子彈，豐富核武庫內容。在他的指導下，規(guī)劃組成員將調研情況多次向上級部門做報告，引起高度關注。我國中子彈研究，就是在此調研和規(guī)劃之后正式起步。周先生還提出先從當時正在探索的一種新理論開始研究。回顧中子彈研制歷程，他的預判十分準確。周先生1979年離開核武器事業(yè)，80年代中后期中子彈試驗順利完成，調研和制定規(guī)劃是他離所前的重要貢獻，功不可沒。
當時，周先生是頂著巨大壓力組織開展調研規(guī)劃工作的。
1969年，因國際國內形勢需要，大批科研院所大學工廠搬遷三線，九院也在搬遷之列。九所于當年11月從北京搬遷至四川省梓潼縣的一個山溝曹家溝。
但是曹家溝不具備開展工作的條件。九所的工作離不開計算機，為了研制氫彈，中國科學院計算機所專門設計制造了大型電子管計算機，這臺計算機有一個缺點：不能移動。九所搬家了，計算機卻無法搬走，盡管面臨著裝備部隊的多項緊急任務，科研人員卻只能呆在山溝里無所事事，周光召等所領導想盡辦法也無力改變現狀。抵達曹家溝一個月后，周光召果斷決定：科研人員趕緊返回北京，利用北京的計算資源繼續(xù)工作！他的這一決斷十分英明，九所職工在他和其他所領導的帶領下，以出差的方式分批回到北京繼續(xù)工作，裝備部隊的型號任務才得以如期完成。
這是一段九所人十分難忘的經歷。曹家溝不但不具備工作條件，也不具備生活條件，甚至連職工宿舍都沒有，只能將兩棟辦公樓的一棟拿出來用作宿舍。家庭都給打亂了，男女分開住宿，嬰幼兒跟著媽媽住女職工宿舍。梓潼清苦，職工沒有條件開伙做飯，食堂的供應也極其簡薄，稍微好一點的飲食還要照顧老弱病幼，有老同事至今都記得周光召在梓潼縣城排隊買燒餅充饑。而科研人員返回北京后又發(fā)現，僅僅一個月之差，北京也不再有自己的家了：單位建制沒了，原有辦公室、圖書館和職工宿舍都被擠占；因為職工和家屬的北京戶口沒有了，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乃至子女上學入托均無法保障。周光召等所領導只好多方協(xié)調，帶領科研人員克服種種困難，盡快恢復正常工作。
這一時期也是九所歷史上最動蕩的時期：日常科研工作要不斷承受政治運動的沖擊；著名的理論部八大主任中有四位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因為戶口問題等種種問題，大批科研骨干調離。數學家周毓麟就曾痛心地說：調離的人員之多，完全可以重建一個研究所了！
周先生在這一特殊困難時期以自己的威望成為九所人的核心。他團結領導全所職工，堅定信心搞科研，執(zhí)著爭取上級理解和支持，最終圓滿完成多項型號研制任務，不但取得了一系列創(chuàng)新性成果，還為后續(xù)工作進步奠定了很好的根基。
當九所人以國家任務為重，在窘境里堅持工作，二機部領導卻一再指示要徹底搬遷，要求所里的工作重點轉移到搬家中來，甚至在1975年元旦后舉辦了一個學習班，學習班一直辦到5月，主題只有一個：推動九所搬遷搬家。在這個學習班上，二機部領導要求九所領導明確表態(tài)馬上搬回三線。政治壓力集中到周光召身上，他頂住壓力，據理力爭，表示：九所的工作重點應該是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九所第二階段發(fā)展規(guī)劃就是在這樣一個被動的局面中問世的。周先生領導制定的這個規(guī)劃，遠見卓識，體現了他身為科學巨匠的闊大胸襟和氣度。這份規(guī)劃至今尚未解密，但是世人看到，按照既定規(guī)劃，中國的科研人員在隨后的二十年間完成了我國核武器的大跨度進步，在禁核試前將核武器研制設計水平提升到國際前列。
周先生在領導制定九所第二階段發(fā)展規(guī)劃中，體現出來的前瞻性的視野，對九所的發(fā)展產生了至關重要影響：進一步確立了理論研究工作在核武器研制工作中的龍頭地位——按照“理論先行探索，理論精心設計，一次試驗，多方收效”的原則，科研人員慎重選擇實現目標技術途徑，保證了技術途徑不走彎路或少走彎路，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核武器發(fā)展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重大調研中，周先生的夫人鄭愛琴女士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鄭愛琴女士原先是學化工的，調到九所后，放棄了自己的專業(yè)，她運用自己出色的外語能力，在調研、分析情報的過程中果斷找準了幾個關鍵因素，為獲取準確信息立下汗馬功勞。
還有一件可堪贊頌的事情：在1969年準備向四川搬遷轉移之前，周光召組織科研人員突擊整理編寫科研總結交給國家檔案館保存，以防止戰(zhàn)爭突然爆發(fā)造成技術資料的損失。這也充分反映了周光召先生的風范與氣度：面對危難緊急、人心動蕩不定，依然能勇敢果決、指揮若定，為國家利益深謀遠慮——戰(zhàn)略科學家，當如是也。
科學嚴謹，無私育人
1978年春，因上級領導認為九所搬家久拖不決，九所領導不力，解除了周先生的職務，調至二機部任總工程師。周先生告別九所，也就離開了深愛的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他的繼任者、數學家李德元生前每每憶起此事就喟然長嘆：老周哪是干這個的？
1979年，周光召先生又離開二機部，重新回到粒子物理的世界。
周先生為中國的核武器事業(yè)奮斗了將近20年，這是他最為寶貴的年華歲月，他為中國核武器事業(yè)的貢獻深遠，他在核武器理論研究的學科建設、人才培養(yǎng)、科研管理、風氣形成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而鮮明的印記。
周先生為人嚴謹，對科研工作要求極其嚴格。早在第一顆原子彈攻關時期，全國各地抽調來的科研人員、新分配的大學生，匯集一起，為使科研活動有序進行，他輔助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對科研人員進行“三老四嚴”（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工作嚴謹、態(tài)度嚴肅、要求嚴格、措施嚴密）的學風教育，并施行了一系列規(guī)范的科研管理制度，建立了“科研工作制度”和 “程序工作制度”，啟用了“科研工作日志”和“研究成果、物理參數專用手冊”，解決了參數與計算結果交流中出現混亂、差錯、浪費人力、影響全面工作進展等問題，保障了科研工作按計劃順利進行。
事業(yè)草創(chuàng)階段的作風建設，形成和影響了九所的科研風氣。“三老四嚴”的提法今天不再，但是嚴謹、嚴肅、嚴格、認真的要求，始終貫徹在各方面的工作中，新入所人員首先就要受到這種傳統(tǒng)教育。
無論是在核武器研究所，還是在科學院，周光召先生一直大力提倡學術民主風氣。周先生親歷了突破原子彈和氫彈攻關時期的學術鳴放，他積極參與學術討論，曾與程開甲等前輩大膽爭論，也鼓勵剛參加工作的科研人員發(fā)表自己的看法，留下許多佳話逸事。周先生一直很懷念兩彈突破時期的學術氣氛， 2007年12月，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時，深情回憶：“那個時候，沒有上下級的概念，沒有干部、群眾的區(qū)別，沒有知識分子和工人、軍人的區(qū)別，大家都是一條心：要把核武器做出來。”他進而呼吁：今天科技界的民主氣氛太少，搞自主創(chuàng)新，首先要營造民主討論的風氣。
2005年，周先生應邀回到他一直惦記著的九所做學術報告，他再一次囑咐青年科技工作者：學術民主、自由討論，是“兩彈”精神最重要最獨特的體現，沒有科學民主的精神追求，我們的“兩彈”不會如此迅速地突破，沒有自由爭鳴的風氣涵養(yǎng)，新中國自己的核武器人才隊伍不會如此迅速地成長。
周先生的戰(zhàn)略眼光還體現在善于培養(yǎng)和鍛煉技術骨干上。他曾針對人才隊伍建設問題，發(fā)表自己的看法：要立足于培養(yǎng)自己的人才隊伍，要打造“又紅又專”的人才。這是一位高瞻遠矚的科學前輩的珍重建議，也是他一生為國家高科技事業(yè)無私奉獻的心路歷程。
周先生培養(yǎng)年輕人，除了知識的傳授，還會壓任務，他將每一個大課題分成若干小的課題，提出分別需解決的問題，讓年輕人承擔不同題目，制定相應的進度計劃，在工作中提升年輕人的能力。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他和于敏先生一起給杜祥琬下任務，要求重建中子物理研究室。他詼諧地對杜祥琬說：“不能讓你輕松了。”杜祥琬也向他學習，采取同一類辦法，分解任務，大膽使用若干技術骨干，讓技術骨干們做系列學術報告，慢慢地把中子物理室建起來了。
離開核武器研究后，周先生還一直關心核武器事業(yè)的發(fā)展和進步，多年來，九院的發(fā)展戰(zhàn)略研討會和論證會，他必參加并發(fā)表具體意見。他積極促進激光驅動慣性約束聚變全國多家單位之間的合作，在路甬祥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后，他還特意安排九院兩位領導胡思得院長、杜祥琬副院長向路甬祥院長匯報進展，促進雙方合作。
因為歷史原因，九所的對外開放程度一直受到限制。周先生主張核武器研究者要加強學術交流，到中國科學院任職后，他屢屢推薦核武器理論研究人員參與國際學術論壇。他還舉薦賀賢土、陳式剛、郭柏靈、蘇肇冰、張本愛、王強等六位優(yōu)秀青年科技骨干出國做訪問學者，這在當時是存在極大困難的，因為這些科技骨干從事的是涉密程度很高的國家任務。尤其賀賢土是研制中子彈的，一些上級部門對他出國總是持猶豫態(tài)度，周先生幫助聯(lián)系的訪問美國大學的計劃屢屢因各種原因而失期告吹，前后曲折拖延竟達八年之久。周先生始終不放棄，多方爭取，最終幫助六人中的四人順利成行。這些學者出國后接觸到了發(fā)達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科研管理，感觸很深，按期回國后均成為各自專業(yè)領域的領軍人才，成就斐然。六人中的賀賢土、陳式剛、郭柏靈、蘇肇冰后來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在周先生任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期間，一旦理論所舉辦報告會，必定聯(lián)系九所科研人員前往參加，為的是讓九所的理論水平跟上國際。這個習慣做法長期保持下來。多年來，兩所關系融洽，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聯(lián)系緊密。
周先生重感情。和周先生接觸多的人，一致感覺他為人平易謙和，真摯友善。1984年10月，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20年之際，他特地回九所探訪，他走進一間又一間辦公室，和大家親切握手交談。當時，九所職工戶口還在四川梓潼，工作和生活依然面臨著許多不便，周先生詳細詢問了開展工作和家庭生活方面的許多細節(jié)，真誠地鼓勵安慰。在探訪中，當他發(fā)現一位共事多年的老同事沒有出現，他立即到處尋找，直到核實該同志不在北京才放棄。
在這一次難得的共同度過的紀念活動中，九所職工還得到一份珍貴的禮物——周先生為九所職工寫了封親筆信，他回憶開展學術討論的熱烈場景，回憶青海草原炸藥爆轟后飛濺的鈾花，他回憶和同志們在計算機房熬夜奮戰(zhàn)后迎來的一個個黎明，也感念艱難歲月里同事對他的安慰與支持。他珍重而激動地寫下：“我的心將永遠和他們在一起。”
紙短情長，令人動容。這份信將周先生和九所事業(yè)、九所職工更加牢固地聯(lián)系在一起了。
2008年，九所慶祝了50年所慶，周先生也應邀參加了紀念大會。精神矍鑠的周先生和老同事、老朋友見面，分外親熱，回首往事，感慨萬千。半個世紀風雨滄桑，這些事業(yè)前輩們應當感到欣慰：他們的青春與才華沒有虛擲，鑄就了國防的堅強基石，使中華民族挺起了脊梁。
沒有什么東西比得上有一樁執(zhí)著的信念更為堅實，沒有什么財富比得上“兩彈”精神更為可貴。以科學前瞻的思想指導理論工作，用求真務實的態(tài)度開展科學研究，用愛國奉獻精神詮釋人生追求。周光召先生的的胸懷與識見是中國核武器事業(yè)的寶貴財富，也是核武器科技集體學習的豐碑，更是國防科技道路上永不褪色的指引。核武器科技工作者無比感激周光召先生這一批領導者與指路人。因為他們的風格與態(tài)度，使核武器事業(yè)在跨越世紀的征程中具備了獨特的氣質。60年來，九所（現名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始終從國家戰(zhàn)略角度調整自己的發(fā)展思路，時刻謹記自己的信念與理想，不斷探索創(chuàng)新發(fā)展之路，瞄準國際學術前沿和國家戰(zhàn)略需求，持續(xù)爭取事業(yè)進步，為國家安全和經濟發(fā)展做出應有的貢獻。無論身處什么樣的環(huán)境，無論面臨怎樣的紛雜困擾，既不隨波逐流，也不凌空虛蹈，始終保持平靜、深邃和堅定，這是周光召先生、也是彭桓武、鄧稼先、于敏等諸多大家的流風遺韻。
今天的中國已經走向世界舞臺中心，與之相匹配的國防科技實力不可或缺，新時期科技創(chuàng)新的競爭愈加激烈，面臨的挑戰(zhàn)比過去更為嚴峻，戰(zhàn)略裝備的發(fā)展正在接受更為艱難的考驗。九所的研究涉及極端高溫度、高密度、高壓力的物理條件和多物理、多尺度、多介質的物理過程，是多學科交叉的經典前沿科學問題，面對形勢與任務，唯有持續(xù)加強基礎研究，進一步深入理解和探究相關物理規(guī)律。從全系統(tǒng)研制的角度，密切關注和著力解決各類具體問題，通過解決具體問題，不斷拓展物理認識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提升九所核心研究能力，滿足國家安全需求。
黨的二十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重視基礎研究和原創(chuàng)基礎研究，突破關鍵核心實現技術創(chuàng)新，向科技自立自強扎實邁進。九所年輕一代正在擔負起時代責任，展現出積極向上的風貌和蓬勃旺盛的力量。今天，在中國特色國防科技發(fā)展之路上的跋涉者們，初心不改，將沿著前輩們開辟的道路繼續(xù)跋涉下去。
這是一條幾代人曾走過的道路，曾經跨越并將繼續(xù)面對無數艱難，曾經迎接并將繼續(xù)接納無數希望。
